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厉以宁直言改革不能拖！

Announce In 2017-12-18

【香港商报网讯】记者木子、张丽娟、施美报道：中国即将踏入改革开放四十年，无论是经济学家，还是企业家都肯定了过去的成就，但都认为中国不能只走旧路子，要有创新思想，进行新的改革。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直言，中国不要依恋高速发展，改革也不能拖，要有置至死地而后生的决心，将市场放在重要位置，尽快推行体制改革。   新旧模式更替很迫切 厉以宁昨天出席北大光华新年论坛时指出，很多发展中国家想早日摆脱贫困，引进外资，结果，虽然经济增长率高了，人均GDP增大了，但没有改变原来的体制，依然处于贫困之中。像希腊，之前人均GDP超过了12000美元，但制度不改，金融风暴一来，立马受到波及，马上又回到了中等收入的陷阱阶段。「走老路，这是最保险、最安全的，这样的话不承担责任，同时也就回避了走新路可能遭遇的风险。但走老路并不一定是没有风险的，而且风险不比改成新模式的风险小。」 中国有很多人存在路径依赖，认为中国国情还是慢慢地改，但厉以宁认为，改革是不能拖的，再走路径依赖的道路只能延迟经济的转变。旧的模式是重数量、重速度，新的模式是重品质、重效果。「严格说，中国在十八大以后，才把新旧模式更替当作一场革命，发展方式的革命，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国情还是慢慢地改，这样可以速度慢的新发展方式还在推。」他强调，不能长期停留在比较是旧生产模式好还是新生产模式好，因为经济在前进。传统发展模式是不会自动退出的，要挤掉它，才能找到新发展方式。 厉以宁认为，中国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，很多人同意改革，但担心一转变快了，东西不足，引起物价的上升，担心创新是不是带来更大的风险，各种各样的争论，因此要深入学习十九大理论，清楚重点在发展理念的转变，才能够前进，发展理念不转变，仍然是以前的发展，甚至盲目认为，我现在已经是路线都通了，不能再大干快上，这种对长期的转变来说，转型来说是不够的。   高速增长不能维持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，厉以宁认为，不要再留恋高速度，中高速度就够了。「高速度不是常态。很多世界上的国家走过高速都是暂时的，不能维持的！」而去库存、补短板、降成本等方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做，因为还有短板需要补，国内外都有同行，不改就被淘汰了，不改就竞争不过别人了，因此中高速增长是维持经济常态的一个必要。 在改革的过程中，厉以宁认为，市场一定是要排在重要位置，是决定资源分配的主要方式。但也有例外，比如公益性的部门，跟国家安全有关的部门，还有特别重要的新科技的研究单位，政府发挥引领的作用，扶持的作用。他指出，真正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，是在竞争中出现的，是在有所为、有所不为，放弃一些东西才能坚持下去的   注重长期实践经验 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、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指出，新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长期实践探索出来的。 网上有意见指，改革开放没有消灭私有制，而且大大发展了私有制，中国路走错了，走了资本主义道路。高尚全指出，中国国有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44万亿了，144万亿起了重要的作用。「如果私有化以后，那还有必要成立国资委吗？还能起那么大的作用吗？所以说我们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，调整所有制结构不是私有化，而是实践提出了要求。」他指出，不能停留在过去，所以要创新，要有与时俱进的品格才能跟着时代的这个步伐。 十九大提出「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、微观主体有活力、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」。高尚全认为，构建这样的三有体制，还是要靠广大老百姓自己来创造。老百姓和企业，是创造财富的集体；而政府是创造环境的集体。 高尚全又指出，国家体改委原来很注重实践的经验，地方的创新，专门成立试点司，试点成功了再全国推广，这个经验非常值得总结的。「改革的未来，就是要靠创新，我们有了动力，我们有了活力，还有了创新力，我们改革开放就是从新的实际到了新的阶段，有新的体制，那么我们整个国家发展得更好。」高尚全说。 俞敏洪吁为企业减税 中国改革开放造就了很多成功的企业家，享受了红利的他们都坦言，改革力度还不够，希望未来能更开放，政府能更放手让企业创新，调理好劳资关系，降减税项。 作为改革开放40年的受益者，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直言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，他不可能进入北大，也不可能出来做新东方。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天为止，虽有很多的成就，还是很不充分，从制度建设层面到思想建设层面到企业发展建设层面都只做了一半，为了中国未来30年的繁荣，要做好后一半。   允许突破才能有创新 改革开放是鼓励民间创新，大部分政策也指向这个方向，俞敏洪认为，政府只要明确大方向，在制度和环境上给予保障就足够了，余下的交给企业来做，给民间逐步探索的余地。他表示，政府要更大度，在掌控大方向的时候允许一定的混乱和差异，允许突破才能有创新，最后惠及的不是个人，而是大众和社会。像任正非这类老一辈企业家都是从混乱中走出来，如果没有他们，中国商业可能还是另一个模样。 俞敏洪指出，有些企业没有把钱投入到长期研发就是缺乏长久安全感，近几个月中央发布了支持创新文件，让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但政府也要确定创新的真假，不要让有些人打了高科技的牌子到地方圈地，享受税收减免，最后做的是房地产倒卖的生意，让地方高科技产业园荒废三到五年十到八年。 还有就是管理体制改革，俞敏洪指出，在从上往下的管理模式中，直接导致了某些官僚在下面执行时，揣测上级意见，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况和老百姓的具体需求。很多一刀切的政策，本意是好的，但却导致反效果。 谈到美国减税，俞敏洪也建议中国也要降税。他认为，这对中国非常重要，可以让企业喘口气，让有更多的钱投入高科技发展。 陈元：资产金融泡沫亟待解决 中国改革40年获得巨大发展，在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原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看来，结汇制改革对中国货币和金融产生重大影响，可以说没有结汇制就没有今天中国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。同时，银行、证券、保险行业都取得了重大发展，以及监管体制的不断深化和发展，都是40年来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取得的成绩。但目前经济金融泛债务化问题突出，资产金融泡沫亟待解决。 陈元表示，中国及世界经济中，严重出现泛债务化经济循环。他认为，中国经济股本金赤字、短缺问题非常突出，对于目前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和经济变得尤为突出。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金融跟随西方国家发展而来，而西方国家金融发展并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怎么发展更合理、均衡、有效，使得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尤为突出。 这反映出认识的偏差，只看到股权和债权的区别，看到了风险但没有看到两个之间的同一性和转化性。如果经济当中股权短缺、只靠债权运转，经济运转到最后会出现很多严重的问题，比如杠杆率过高。这涉及股权、债权的关系问题、怎么度量杠杆率的问题，他强调，怎么找到两者将来相互匹配、转化的关系，这是目前需要考虑和关心的问题。   增股化债打破恶性漩涡 对于今后国际发展趋势的分析和认识，陈元表示，第一，目前金融膨胀、资产膨胀成为大问题。对于资产膨胀，目前各国并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。「在中国，我们担心资产泡沫、金融泡沫，需要深化认识和逐步解决。资本和零售物价的关系越来越分离，资本出现多元化、衍生、迅速膨胀的新的方向，CPI被牢牢管住和调节。问题出在资本财富的膨胀、泡沫。现在全球各国货币和资本膨胀非常严重，除了资本市场，还有其他资产，比如房地产、土地都会形成泡沫。」 第二，股债矛盾的风险最终出路是增加股权的来源，增股化债。债转股是探索的有限部分，使股债平衡。 第三个矛盾是目前国际货币的问题。陈元认为，全球商业机构只需要一种货币、货币的一种性能就够了。人民币国际化是我们的努力的方向，但最终到底，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来说，地球上有一种货币就够了。其他货币之间相互汇率矛盾、波动、套利等都不是大家最终经济发展利益所在，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地考虑。 樊纲：中国经济仍在调整中 昨日，北大汇丰商学院迎来了第10届经济论坛暨EDP「小牛资本」年会的第二天议程。当天会议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、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等专家出席并发言。 樊纲认为，中国这一轮的下行周期还没有结束，调整还没有完成。从2016年和2017年的中国GDP来看，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基本探底。但是，触底不等于触底反弹，触底还可能会继续在底部徘徊一段时间。也就意味着外界常说的「L型」经济形势。目前来看，中国经济的一竖确实已经到底了，但是这一横还要走一段时间。他指出，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关于「新周期」的概念炒的很火热，但是，他本人不同意「中国经济已经走完上一轮周期，现在开始新一轮周期了」这一说法。 中国何时能走出周期的底部？樊纲认为，必须市场基本出清后才能结束。他指出，国有企业、地方政府的一些项目、一些债务，杠杆率高的问题都还在清理过程当中。   海闻：正面临三大新挑战 海闻指出，中国现在正拥有两个方面的「新经济」，首先是新需求带来的新经济，其次是新技术带来的新经济。但是同时也遇到很多新的挑战，可归纳成三个方面的挑战。第一是体制方面的。中国目前去产能去得还比较痛苦，包括医疗健康、教育、环境等方面遇到的挑战，原因之一是制度障碍。第二是企业面临新的挑战，企业面临新形势如何调整，十分重要。第三是人才，不仅是高端人才，还有低端人才，怎样在新时代、新经济下适应环境，也十分重要。